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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党在抗日战争中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来源:中国农工党民主党  时间:2016年01月28日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始终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积极倡导、努力建立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感召下,农工党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逐渐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道路,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农工党都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启示呢?今天小微和大家一起来重温那段艰辛而辉煌的历史。

农工党在抗日战争中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2002年12月,中共中央在致农工党十三大贺词中说:“中国农工民主党具有光荣的爱国革命传统。自1930年成立以来,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农工民主党同我们党建立了相互信任、互相支持的亲密关系,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评价,是对农工党独有的、特别的评价。对农工党来说,也是符合事实、受之无愧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农工党始终坚持抗日救亡,竭尽所能做出了无比努力,付出了巨大牺牲,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事态发展来看,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始终高举抗日救亡旗帜,从倒蒋抗日走向联共抗日

1930年8月9日,农工党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正式成立。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捕。一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邓演达在狱中写信给临委会其他负责人,要求临委会发动群众,对日宣战,共赴国难。11月12日,临委会发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大纲》,提出倒蒋、抗日,建立平民政权。11月22日,临委会正式颁布“倒蒋抗日”10条行动纲领,宣布要以“抗日救国为己任”。

11月29日,邓演达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临委会由黄琪翔代理主持。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反抗,由此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因为黄琪翔与蒋光鼐、蔡廷锴长期共事、关系甚好,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并亲赴前线视察,协助指挥战斗。临委会还策动87、88师参战,组织物资支援抗战,使日军受到沉重打击。但国民政府妥协退让,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紧急关头,临委会发表《对上海事件紧急宣言》,强烈谴责国民政府“出卖抗战,误国殃民”,接着临委会又提出了16条行动纲领。

淞沪抗战以后,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去福建“剿共”,被红军打得大败,损失过半。对此,临委会十分关注、关心。在上海,黄琪翔、章伯钧等紧急磋商,认为十九路军是一支抗日力量,应予保存,必须与中共合作,联合反蒋抗日,才有立足生存之可能。于是,临委会提议并促成十九路军与中共谈判,于1933年10月26日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与此同时,临委会负责人同李济深、陈铭枢等会面商议,参与发动“福建事变”。1933年11月20日,参加事变的各方代表,以及十九路军官兵在福州南校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黄琪翔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主持大会。大会宣读了彭泽湘起草的《人民权利宣言》,宣布成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黄琪翔等13人被选为政府委员。100多名临委会骨干参与其事,并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后因蒋介石派大军围剿,事变失败,江董琴、冯峻五等5位临委会同志牺牲。

从信共、亲共到联共,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随着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临委会在历经挫折后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临委会随后发表《“组织反日阵线”的宣言》,率先响应中共《八一宣言》,主张“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存亡最后的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阵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导机关”,公开打出“联共抗日”的旗帜,表达了同共产党合作的诚

意。

1935年秋,临委会负责人齐集香港,并于11月10日在香港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决议:响应中共《八一宣言》,同共产党合作,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纲领,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会”),同国民党彻底决裂;修改党的纲领,团结合作,对日作战,实行民主,以马列主义为党的思想武器。“二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重要转折,标志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始同共产党正式合作的历程。

此后,临委会和共产党更加紧密地走到了一起。1938年3月1日,解委会在武汉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应邀参加。会议通过的解委会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方针,这些同共产党主张几乎一致。中共中央领导对此高度赞同。1941年,周恩来在向中共中央报告时指出:“第三党提出联俄联共中心主张,与我们建立了密切之合作。该党凡在大是大非的斗争中,都站在共产党一边,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中共中央1941年3月22日《政治情报》中说:“第三党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团结反蒋抗日力量,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经常搞摩擦,特别是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破坏抗战。解委会立即发表《对时局宣言》,一方面批评国民党,一方面号召各党派联合起来。解委会认为,调停国共关系,任何一个中间党派力量都是薄弱的,只有中间力量联合起来,结成同盟,才能担此重任。

为了保存组织,争取合法地位,对抗国民党压迫,章伯钧、丘哲等从1939年起就在重庆积极联络各党派、进步人士。1939年10月,章伯钧、丘哲同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皖南事变”后,章伯钧、丘哲深感“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法争取民主团结”。1941年3月19日,在章伯钧、丘哲等人联络建议下,在特园正式成立了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和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救国会(后加入)三党三派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

在民盟中,由于解委会历史较长,有较好的组织基础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因此由章伯钧担任组织部长,负责组织发展和各省组织的筹建工作。解委会的丘哲、彭泽民,李伯球、郭则沉、张云川等,主持或参与了民盟广东、广西、云南、港九、四川、重庆、湖北、上海、华北等地的支部筹建工作,使民盟的力量很快得到了发展壮大。

以抗日救国为己任,积极投身伟大的民族抗日斗争

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同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交往密切,希望解委会发挥作用。解委会积极响应中共主张,利用自己特殊关系,在国民党上层、军队中开展工作。比如,1937年8月,黄琪翔邀请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国民党方面的张群一起到家中座谈并合影留念,成为国共合作的重要见证。

参加对日作战。在抗日战争中,根据组织要求,一些解委会的干部、党员组织多支地方抗日武装,在华东、华北、华南、西南的抗日战场上,都洒下了解委会烈士的鲜血。黄琪翔、季方分别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和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直接指挥对日作战。

开展抗日宣传。抗日战争时期,解委会成立了许多抗日团体,出版抗日刊物,发动群众抗日。成立的抗日团体有北平“华北青年抗日会”,天津“中华抗日同盟会”,广州“抗日救亡实践团”、“乡村抗敌工作服务团”等,出版的抗日刊物有《抗战行动》、《抗战青年》、《抗战农村》、《抗战妇女》、《抗战华侨》等,这些抗日团体、抗日刊物,在宣传抗战、发动群众上起了很好作用。

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这场战争虽然过去了整整70年,但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留给我们的教训、启示很多。今天,从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角度看,留给我们几点深刻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是坚持抗战的旗帜,是民族胜利的希望

抗战初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丧权辱国。而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的高度,首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抗战后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抗日。纵观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只有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只有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心里,始终是一面革命旗帜、是一种革命精神,让人民看到胜利的希望。

在抗日图存过程中,农工党逐步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主力,只有同共产党合作才有希望

农工党成立早期,特别是党的创始人邓演达遇难后,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长期处于混乱、困顿之中。在抗日反蒋活动中,数遭失败,特别是临委会参与发动的“福建事变”也被蒋介石镇压后,主要领导人流亡香港和海外。在艰苦奋斗历程中,临委会同志逐步认识到了共产党才是革命的主力,同共产党合作才有希望。因此,在1935年召开“二干会议”,确立了抗日、联共、反蒋的总方针,同共产党全面合作,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临委会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抗战时期开展的政党协商实践,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打下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协商、合作很多,这种协商是民主的、平等的。以农工党为例,比如,1938年2月,解委会以章伯钧、彭泽湘为代表,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王明等在汉口进行两党会谈,回顾了过去的两党关系,一致表示今后需加强合作,共赴国难。这次两党会谈协商也为解委会“三干会议”指明了方向。又如,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解委会以章伯钧、丘哲等为代表,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重庆曾家岩50号进行两党会谈,达成联合抗日更为密切的合作。这些政党间的协商会谈,为后来的政治协商建国,以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根据石光树发表于《前进论坛》第八期原文编辑)(农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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