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斗争的中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面对这一形势，中共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制定并采取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基本方针，以争取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在这历史转折关头，解委会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黄琪翔以现役高级军官的身份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章伯钧9月14日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了关于时局的谈话。指出：“现在全国局势，正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民主建国大业，任重道远，经纬万端，必须全民合作，党派团结。任何形式之内战及军事行动，都将遭到国人之坚决反对。”当时，国共两党正在重庆进行谈判，为实现和平统一大业，章伯钧提出：“坚决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

    1945年11月初，中共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和王若飞邀集民主人士商讨如何动员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解委会积极行动，于11月12日发表《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严厉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表明了反对内战的原则立场。《宣言》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中国内战，呼吁全国人民急起自救，须以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制止危害国家的内战。主张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由全国各党各派代表及社会贤达，根据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切实解决有关问题。解委会对时局的主张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二是渴望国共两党及全国各党各派和平建国。

    1946年1月10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斗争的焦点是关于军队和政权问题。国民党鼓吹“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妄图取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部分中间人士对蒋介石集团的阴谋认识不清，要求中共放下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解委会领导人踊跃撰文，指出“没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化，绝难达到军队国家化的目的。国民党不取消一党专政，中央军还是中央军，仅片面要求共产党放下武器，国家化就是缴械给国民党。不仅共产党无法也不应放下武器，就是一切要求民主的党派和全国人民，也都不会同意共产党放下武器。”

    6月下旬，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大举向解放区进攻。7月3日，蒋介石擅自决定11月召开国民大会。解委会当即发表《对召开国大的意见》，指出这是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不是经过政治协商的国民大会，坚决反对并拒绝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伪国大召开以后，解委会负责人连续发表文章，指出“国大不因中共和民盟之拒绝参加而如期召开，是为了‘合法化’的独裁。我们决不再容有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假若有人要毁弃五项决议，那就是自掘坟墓。”对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解委会与中共采取了一致行动，一是坚决反对，二是拒绝参加，继续同中共团结合作，为争取真和平民主而奋斗。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解委会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前在上海举行了为期十天的预备会议。会上对党的名称和今后的路线问题争论激烈。关于党名，有的主张不改，有的主张改，会上提出了“工农民主党”“平民党”“中国民主党”等十来个名称。经反复讨论，定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根据邓演达的政治主张与革命的基本精神，党多年来的奋斗都是代表农工平民的利益；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主力军，工人是中国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必须把农民的革命要求与工人的最先进的革命意识和力量结合起来，作为整个革命的中心；农工民主与各被压迫阶层的民主是分不开的。农工民主不是农工民主专政，而是农民、工人与其他平民的联合民主，它表明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是进步的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民主革命。

    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

    四干会议总结了农工党的历史，规定了新的任务和方针，更改了党名，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四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对于加强和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