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奋斗历程

    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建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它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努力探索富国兴邦之道，历尽曲折与艰辛，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逐步由同情、支持进而到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广阔道路。这是农工党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过程中作出的正确历史选择，是农工党最可珍视的宝贵政治经验，是农工党代代相传的光荣传统。

第一节    反对蒋介石反共独裁统治，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

一、革命失败前后的国内政治形势

“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

    1926年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蒋介石加紧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上旬，蒋介石举行一系列的秘密反共会议，磨刀霍霍。在此紧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既不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不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而是一味妥协退让。在无产阶级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2日凌晨，早已蓄谋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当工人群众奋起抵抗时，国民党军借口“工人内讧”，强行将工人纠察队缴械，解除了上海2700名工人纠察队的全部武装。纠察队员仓促应变，死伤300余人。13日，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并有10万余工人、学生和市民集会抗议。会后请愿时，突遭蒋介石军队的武装袭击，100多人牺牲，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15日，广州的反动派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杀革命组织。随后，蒋介石的爪牙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东南各省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4月18日，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四·一二”政变使中国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武汉国民党中央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要求“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完全赞成国民党中央处置蒋介石的决议。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和其他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40人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在南京政府发出的“秘字第一号令”中，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和其他著名活动家197人被列入“通缉”名单。

邓演达及其革命活动

    邓演达是伟大的民主革命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他竭诚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器重。因屡建奇功，1923年孙中山授予28岁的邓演达为少将参军职务，负责拱卫大元帅府，并赠亲笔题字、照片及手书对联：“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

    邓演达是黄埔军校七位筹委之一，先后担任该校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队长、教育长，其品德与学识深为学员敬重。在北伐战争中，邓演达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时常邀请周恩来、恽代英、郭沫若等以个人身份参加讨论组织、宣传上的各种计划。邓演达还兼军事指挥，参加了担任前锋的第四军军部指挥工作，参加指挥汀泗桥、贺胜桥等著名战役，亲临武昌城下，与攻城军司令统筹破敌之策，表现出优秀政治工作者和军事指挥者的卓越才干。

     在武汉政府时期，邓演达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及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在主持武汉工作期间，邓演达做了几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第一，收回英租界，一雪百年之耻。为保持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北伐军进抵武汉时，英国舰艇云集汉口江面，配合吴佩孚炮击北伐军，当时在中国领海内的外国军舰达170余艘。英租界内设置沙包、电网、机关枪，与革命为敌，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邓演达冲破中国武装不准进入租界的禁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入江汉关英租界。经努力，汉口、九江英租界相继收回。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一次空前壮举，维护了国家主权，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二，支持农民运动。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邓演达倡议成立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土地委员会，筹建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以百忙之身，亲任所长，聘请毛泽东为副所长。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毛泽东基本一致，毛泽东说：“大革命时期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与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周恩来也说过：“当他（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

     第三，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蒋介石与武汉国民党左派（包括一些共产党人在内）争夺党权、政权以及军权，达到以军制党、制政的目的。邓演达旗帜鲜明，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邓演达和吴玉章、徐谦等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介石斗争的领导机关，提出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等方针。在共产党的推动下，邓演达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共同努力，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一系列决议案，大大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

从“马日事变”到“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叛变

    蒋介石政变后，与其所投靠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联合起来，从军事上对武汉形成包围之势，在经济上制造困难，使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汪精卫的政治立场日趋右倾。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4个军的指挥官在武昌召开了反共秘密会议，驻在宜昌的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攻打武汉。21日，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所属许克祥部在长沙叛变，封闭湖南革命团体，解除工农武装，屠杀革命者。因这日的代号是“马”，所以，称为“马日事变”。这是汪精卫为首的反动集团公开叛变革命的信号，从此反动势力日益嚣张。

    在联共与反共的大是大非面前，邓演达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分裂。邓演达曾两次走访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劝他坚持革命，不要动摇。邓演达不顾“做了共产党的工具”的指责，为维护国共合作和工农群众运动，为挽救革命做最后的努力。邓演达多次找张发奎做工作，争取把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这两支革命武装保存下来。他毅然把储藏在总政治部的200多支枪交给湖南农民运动领袖郭亮，并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共产党研究应变措施，力图挽狂澜于既倒。

    6月29日，在汪精卫的授意下，何键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并以武力控制了汉口和汉阳。唐生智也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30日，邓演达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谴责蒋、汪的反革命行径，表达了要继续遵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国民革命的坚定信念。7月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取缔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宣传共产主义。邓演达与谭平山、苏兆征等极力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坚决反对分共。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邓演达保持了坚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头脑，无愧为武汉革命政府中左派的中坚人物。

    为了挽救革命，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李立三等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7月13日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揭露汪精卫等反对革命、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行为，声明退出武汉国民政府，继续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斗争。同日，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谴责国民党中央一些人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农工政策、“向蒋图谋妥协”、“与共产党相分离”、“残杀农工”等行径。

    14日，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公开与汪精卫决裂。为了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等酝酿改组国民党，组织新党，继续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然而，大革命的失败已无可挽回，邓演达秘密离开武汉，经西北到达苏联。行前他还关心着共产党人的安危，希望共产党“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来到”。

    7月14日晚，汪精卫在武汉秘密召开会议，并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公开决裂。他们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

“八一”南昌起义

    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以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指挥这次起义。章伯钧任政治部副主任，参与了《“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的起草和南昌各界群众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邓演达与宋庆龄虽未参加，但仍被列入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中，并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7人主席团成员。起义部队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属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号召全国同志“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这一宣言为国民党左派的反蒋斗争指明了方向。

    起义部队撤离南昌时，参加起义的彭泽民随军南下。身为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彭泽民已年过半百，仍以普通一兵的身份随军当医生，徒步行军，并沿途为伤病员看病。起义失败后，彭泽民流亡到香港，悬壶行医，被誉为一代名医。逃亡到香港的章伯钧住在他家。他们忧愤国事，决心继续革命。彭泽民曾受赠孙中山亲题“博爱”字幅。他从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斗争和北伐战争，到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都是为了挽国家于既倾，拯人民于水火。此后，他寓居香港20余年，为革命做了大量好事，充分体现了“博爱”的真谛。

    蒋介石、汪精卫先后“清党”和分共后，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摧残：共产党员由大革命时期的6万人减到1万多人，中共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下，工会会员由300万人锐减至3万人；大革命高潮时发展到1000多万的农会会员绝大部分被打散。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轰轰烈烈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中国进入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新的形势向一切愿意并坚持革命的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新课题：中国向何处去？如何才能复兴中国革命？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前仆后继，进行了英勇不屈、百折不挠的探索。

二、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

《莫斯科宣言》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了“新的黑暗反动时代”，继而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宣言》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状况，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推翻一切反动势力和剥削制度。在《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国内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部分因故脱离共产党组织的人士及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如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等数十人，于1928年初，在上海以“中华革命党”的名义草拟了《党纲》、《政纲》，并先后在上海、江西、北平、天津、四川、江苏、安徽、山东、福建等省市秘密进行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华革命党是一个未经正式成立的松散政治组织，但它为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打下了组织基础。

邓演达建党准备

    邓演达于1927年12月离开莫斯科抵达柏林。他首先总结了中国革命，特别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同时考虑重新建党和党的纲领等问题。他意识到建党的基本要素之一，必须具备一个中心的思想体系，便开始攻读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书籍，研究各国革命史和社会现状，从中吸取经验，寻找规律，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他关注着国内的形势，用通信方式与国内外的朋友和专家学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交换学习心得，分析时局，研究、探索中国革命大计。宋庆龄曾评价邓演达说：“看他的信，像小说一样，常希望这个小说是永远看不完的。”

    在理论研究的同时，邓演达先后到英国、法国、意大利、挪威、保加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欧亚国家实地考察。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邓演达锲而不舍，形成一套民主革命的思想体系，即：1、中国社会机构的分析。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依据。2、中国革命的方针策略。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手段。3、中国革命的发展前程——社会主义。这是他解决中国问题的归宿。

    1930年5月，邓演达从国外秘密回到上海，即着手起草并主持讨论建立新党的政治纲领，筹备建立党的中央机构等问题。他白天潜居寓内研究革命问题，晚间则外出联络，讨论国内外形势，筹划建立组织，开展反蒋活动。邓演达同大家讨论最多的是党的名称和党的指导思想问题。邓演达认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我们要继承孙中山的旗帜，就要继承孙中山的组织——国民党。当务之急是反蒋，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尤其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现役军人，他们多年来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的熏陶，也不满于蒋介石统治，这是可以大加运用的。因此“国民党”这块招牌，还有一定的用处。最后大家同意沿用《莫斯科宣言》中用过的名称，定党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经讨论，统一为：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革命胜利后必须是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我们要建立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就必须彻底反帝。政治纲领经多次讨论，五易其稿，意见基本统一。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问题，特别是领导核心的人选也大体酝酿就绪。

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

    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290号（今淡水路332弄1号），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会）。出席会议的有黄琪翔、章伯钧、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季方、郭冠杰、丘哲、陈启修等30余人。邓演达首先致词：“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在座各位都是在革命战线上奋斗过来的同志，更感责无旁贷，所以挺身而出，重上战场。”在强调了“军事第一”的主张后，邓演达接着说：“今天是我们战斗的开始，是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向前奋进、恢复中国革命整齐步伐的第一步。”邓演达带领大家集体宣读《我们的信条》：“（一）我们的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我们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革命；（三）我们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四）为实现中国革命，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五）我们是信仰一致，组织一致，行动一致的政治结合的战斗团体；（六）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接着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代表们全体起立，互行一鞠躬。在庄严、神圣的气氛中，选举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丘哲、郭冠杰、郑太朴、朱蕴山、李世璋、丘学训、陈启修、江董琴、肖秉章、丘萼华、潘震亚、詹显哲、杨逸棠、谢树英、万灿、罗任一、王枕心、杨树松、李毓九、邹兰甫25人当选为干事，组成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决定了中央机关各职能部门的名称和负责人，有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后改为军事委员会）、民运委员会、总务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后又增设了训练委员会。中央机关设在上海爱麦虞限路159号（今绍兴路41号）。

    《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农工党历史上第一个纲领。按邓演达的高度概括，就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是邓演达民主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随着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农工党曾几度易名，但都是以这个纲领作为基本纲领。

    开会地点是借用黎锦晖的住宅，伪装宴客从晚7时开到夜间10时。“一干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正式成立。

    9月1日，发布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上海各大报纸虽同情，但惧于蒋家权势，不敢刊登消息，只有两家日文报纸《上海每日》、《上海新闻》摘要刊登了，外界认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工农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作法，因此被人们称为“第三党”。邓演达批阅后十分不快，即派人前往交涉更正。邓演达认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应该清除的叛徒，不能代表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是真正革命的国民党！但“第三党”的称呼很快就传开了。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始终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下，积极开展了组织、宣传和军事工作。

组织工作

    制定了《组织工作大纲》，提出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集结革命力量的组织，形成新的革命势力；建立一个行动的组织，随时随地能发动起来去斗争；建立一个短小精干的组织，每个分子都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和牺牲的决心。所以，“发展组织必须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按“忠实、决心、认识、能力”四个条件吸收一批基本党员，训练一批党务工作人员。为更好地开展工作，临委会建立了：中央区、北方区和南方区干部会。中央用《通告》、《指令》指导地方工作。必要时向地方派出通讯员或特派员，使中央和地方建立密切的联系。党员人数到邓演达被害时止约2000人。

宣传工作

    临委会很重视宣传工作。创办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半月刊，并成立了以邓演达为首的编委会，其宗旨是“唤起全国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群众，在我们的革命纲领下面团结起来，准备向仇敌斗争”。其主要内容是“阐明临委会的《政治主张》，评述国内外的政治事件”。邓演达亲自撰文，从第一期到第五期，每期都有他一篇作为带头的文章。邓演达文思常如潮涌，运笔快捷若飞，万言长文一气呵成。从回国到被捕前的15个月里，虽经常忙于实际的活动，而于百忙中他起草的文件、宣言及论文计20多篇，近20万字。《革命行动》出版后，影响较大，发行量递增。但发行到第四期，即被国民党当局勾结租界的帝国主义者予以查禁。第五期改用《银行周报》为封面继续出版，仍被查禁。1931年4月，又在上海创办了《革命行动日报》，作为中央的机关报。它刊登的国内外新闻和时事评论在国统区的其它报刊上很难看到，群众争相传阅，发行量很快由每天500份激增至1万份，就连国民党的立法院和监察院都能看到此报。《革命行动日报》在邓演达被捕后被迫停刊。与此同时，各个大区都创办了地方刊物，与中央紧密配合，阐明党的纲领，鼓动反帝反蒋。

军事工作

    根据《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军事运动方针》，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联系黄埔军人作为建立平民武装的骨干，开展反蒋斗争。在全国18个省市建立了该组织，吸收、联系了黄埔学生近6000人，其中的骨干还参加了临委会，从而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对黄埔系学生的控制，为全国反蒋斗争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二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联络和策反工作。利用邓演达等同国民党各派军队上层人物的各种历史关系以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非嫡系部队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和争取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如：临委会和黄埔革命同学会多次派人到驻守江西的18军和19路军中做工作。18军是装备精良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长陈诚一直是邓演达的部下，且邓演达对他有救命之恩。陈诚曾明确表示拥护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并愿意在军事与军费方面给予支持。

    三是策划武装起义。1931年3月1日，胡汉民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被软禁，激起粤派中央监委和其他反蒋派系的不满，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相抗衡，出现了宁粤分裂的局面。临委会认为武装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时机已到，成立了以邓演达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并讨论、通过了以江西为中心，武汉、西北、华北同时响应，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起义计划。为推动武装起义计划的顺利进行，在上海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干部训练班，受训干部将被派往各地指导、推动工作。

三、邓演达被害后继续坚持倒蒋抗日斗争

邓演达被害

    临委会的军事准备和组织、宣传工作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极大威胁。蒋介石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很多同志力劝邓演达到日本或香港暂避，但邓演达坚定地表示：“个人生死何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并说：“为农工平民而斗争，随时准备着被捕，随时准备着被残杀，是革命者应有的觉悟，尤其是我们应时刻准备着，准备着那最后的一刹那。”邓演达始终坚持在上海领导革命斗争。

    1931年8月17日下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举行第二期干部训练班，邓演达授课并主持结业式。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出卖，邓演达不幸被捕。在逮捕邓演达的同时，临委会的中央机关和联络点也遭到严重破坏。

    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立即从南京打电话给上海，要求把邓演达引渡出租界，交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囚禁初夜，有看守愿冒生命危险营救邓演达同逃。邓演达说：“我与大家一同被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介石必杀大家以泄愤。”遂婉言谢绝。邓演达被押送南京后，蒋介石对邓演达软硬兼施。要他放弃政治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又提出自任总司令，邓演达任副总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或者派他出国。这一切都被邓演达一句话挡回：“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再派人劝邓演达：不写反蒋文章，与他合作，即可获释。邓演达斥责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蒋介石又亲自找邓演达谈话，问邓演达对日本侵略作何想法，希望乘此言归于好。邓演达明确答复：要谈感想当然有，要不是你叛逆孙中山先生遗教，连年内战，排除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么猖狂吗？！邓演达被捕后，临委会中央和黄埔革命学生多方设法营救。营救的准备工作就绪，但蒋介石将邓演达秘密转移。邓演达托看守传出纸条：“我已被押至紫金山的荒屋中，以后通讯不可能，同志们要继续为革命努力。”对邓演达，蒋介石“杀之可惜，纵之可畏”，蒋介石在“下野”之前，最后一次派人见邓演达，要求在他下野期间不要写反蒋文章。邓演达说：“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当时，黄埔军校历届毕业生联名写信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邓教育长，这使蒋介石大为震惊。蒋介石终于下决心杀害邓演达。

    11月29日，邓演达在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被秘密杀害。终年36岁。

    邓演达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英勇的民主战士。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很快就明确地提出了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他追求真理，勇于探索，表现了超人的大智大勇。在革命处于低潮，一些人陷于消沉的时候，他的战斗纲领，他的坚毅勇敢，他的人格力量，激励着遭受挫折而分散的同志们继续奋斗。

    毛泽东盛赞邓演达烈士“以身殉志，不亦伟乎！”1961年，毛泽东与周谷城谈话时说：邓演达“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1925年在柏林与邓演达相识并结为好友的朱德，为邓演达殉难十周年的题词是：“择生（邓演达字）先生在大革命时期艰苦奋斗并最后为反对蒋介石集团而英勇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说：“邓演达这个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

    在纪念邓演达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称邓演达“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名优秀战士。”

临委会倒蒋抗日活动

    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全国震惊。宋庆龄在申报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通电，谴责蒋介石“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对“忠实革命人才，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

    临委会发出《中央通告》，号召全党“接受邓同志的遗教，坚实我们的团结，巩固我们的组织，整齐我们的步伐，一致携手踏着先烈光荣血迹前进，剿灭我们的敌人，完成我们神圣的事业”。各地临委会成员以极度的悲愤之情，开展了全党性的悼邓反蒋运动。

    邓演达的牺牲使临委会的领导顿失核心。这是临委会最艰难的时刻。经中央负责人商定，党务暂由黄琪翔主持。黄琪翔是广东梅县人，1926年北伐时因与叶挺独立团并肩战斗，在攻克平江、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著名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一起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的美誉，1927年被擢升为第四军军长。大革命失败后，黄琪翔赴德国，入柏林大学学习，与先后到达柏林的宋庆龄、邓演达、叶挺等过从甚密。1929年，黄琪翔以宋庆龄秘书的名义，陪同宋庆龄回国，主持孙中山灵柩由北平香山碧云寺移葬南京的“奉安大典”。黄琪翔受命于危难之际。首先是有重点地整顿组织，即改组上海组织，加强北方组织，重建南方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临委会的同志们继承邓演达烈士的革命精神，前赴后继，积极投入了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邓演达被捕已有一个月，临委会正处在被国民党当局残酷迫害中。临委会以极大的悲愤制定了《对时局的宣传大纲》，谴责中国统治阶级“勇于内战而怯于外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领土，明确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十条“倒蒋抗日”的行动纲领。北平、广东等省市组织响应临委会中央号召，组织党员深夜出动到大街小巷发传单、写标语，进行反蒋抗日的宣传。

    1933年5月，日军在逼近平津的同时，又进犯察东。冯玉祥汇集各方爱国部队，在张家口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本侵略军浴血苦战，临委会派出一批干部和党员前去参加抗战，以实际行动支持同盟军抗日。

    黄琪翔与警备京沪的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是北伐时第四军的老朋友，在上海又是邻居，时相过从。两人都力主抗战，认为：不抗日不足以图存；不反蒋不足以言抗日。当何应钦电告蔡廷锴“退出上海市区，以免冲突”时，蔡廷锴拒不撤防。1932年1月28日，日军入侵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十九路军的壮举使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弥漫全国的悲观情绪为之一扫，因而得到举国上下的积极声援和支持。黄琪翔一面策动黄埔军校出身的人员自动参加抗战，一面组织临委会成员组成义勇军，编入十九路军补充一团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黄琪翔亲临前线，协同蔡廷锴指挥作战。临委会还发动群众进行募捐、慰问等活动，同时发表《对上海事件紧急宣言》，提出了16项反蒋抗日主张，明确提出蒋介石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同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击碎这双重束缚的镣铐，建立全国农工民主的政权。”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苦战月余，终于在国民党政府的绞杀下失败，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之后，蒋介石把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是“剿共投降”还是“联共抗日”？蔡廷锴经常到黄琪翔家商讨有关问题。黄琪翔建议与共产党取得联系，“联共”才能联合全国的抗日力量同仇敌忾，共御强